2025年12月14日，46岁独居且未婚未育、父母早逝的蒋女士因病情恶化离世，其遗产处置及丧葬费用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一事件暴露出独居人士身后事规划的困境，也让更多的人们深刻认识到提前规划遗产与监护事宜的重要性。
蒋女士离世后，远房表弟吴先生和生前好友站了出来，希望用她的遗产购买墓地，妥善安置其身后事。同时，吴先生提出归还此前为蒋女士垫付的4万元费用，其中包含1万元会诊费。然而，这一诉求因法律程序复杂而面临诸多争议。此外，在蒋女士治疗过程中，吴先生对转院决定合理性提出质疑。对此，居委会回应称，转院是医院基于专业判断给出的推荐，目的是让蒋女士得到更合适的治疗。
此次事件存在两大争议焦点。其一，蒋女士无直系亲属，遗产继承主体不明确。远房表弟吴先生和生前好友能否使用遗产购买墓地，以及吴先生垫付的费用能否从遗产中归还，这些问题在法律层面存在模糊地带，引发各方讨论。其二，吴先生对蒋女士治疗过程中的转院决定心存疑虑，认为该决定可能并非最优选择，而居委会与医院则坚称转院是出于专业考量，双方观点冲突凸显了医疗决策过程中缺乏明确授权和规范的矛盾。
此外，蒋女士作为独居人士，在身体健康、意识清醒时，还可与信任的人申办意定监护协议公证。在意定监护协议中，明确监护人在蒋女士生病治疗、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的权利和义务，涵盖医疗决策权、财产管理权等重要内容。这样，在蒋女士治疗过程中若出现类似转院决策争议，便可依据意定监护协议确定有权决策方，避免“无人决策”或“多头争议”。
蒋女士的案例并非个例。许多独居人士在生前未能对身后事进行妥善规划，导致离世后遗产处置陷入困境。在老龄化与家庭结构变迁的双重影响下，提前规划身后事不仅是个人权利的保障，更是减少社会资源消耗、维护家庭和谐的必要举措。通过公证方式明确意愿，可以避免“人走纠纷生”的遗憾，让“身后事”不再成为“麻烦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