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上半年，在反“右”斗争声中，我国开始了“大跃进”的步伐，而土地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向“一大二公”迈进。从1957年9月开始，党中央批判了经济建设上的“右倾保守”和“反冒进”，加上受到急于“超英赶美”这一发展战略构想的影响，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于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这条路线是建立在对党的主要任务准确判断基础上的，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在实际贯彻和实施中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片面强调群众运动和主观意志的作用，建设速度上急于求成，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导致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的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加上从1959年到1961年，中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新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000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报告对建国以来12年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这次大会是“八大”之后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对统一全党认识，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违背经济规律的一些错误观点也没有认真清理。尤其是林彪在会上别有用心的发言也妨碍了与会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纠正错误。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69年4月，中共九大根据“文化大革命”前即已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主张和“文革”中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条路线只讲阶级斗争，不涉及经济建设，不涉及党的历史任务、领导和依靠力量、主要手段和保障条件等有关基本路线的要素，“文革”那样的全局性错误与此紧密相关。因此，这条路线是完全错误的。九大结束后，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顶点，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他们担心江青集团的势力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因而妄图提前“接班”。1971年 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党的十大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人。当时全国有2800万名党员。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经修改的党章，选举了由195名委员和12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这样的“左”倾指导方针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后果日益明显。“批林整风”开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使一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这是饱受“文化大革命”内乱之苦的中华民族最强烈的愿望。在“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十个年头时，广大干部群众长期郁积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愤恨，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爆发出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
从1958年到1976年近20年的时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10月得到恢复，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正因为取得了以上这些巨大的成就，中华民族才得以光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古老的中国才能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